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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言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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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上海文风书局1956年版）指出：“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仿效西欧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窃以为侯先生此言过于乐观。不仅50年代甚至整个20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史界都很难说是在“用自己的语言讲解自己的历史”；不仅是侯先生所专攻的中国思想史界，而且在我们古代文论界，其实都是在用别人的话说自己的事。近日读王先霈教授新著《国学举要·文卷》，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先霈教授是在用自己的话，说自己的事。
著者在《国学举要·文卷》之“绪论”开章明义，谓是书“所要介绍和评析的，是中国古人提出的文学观念、文学思想”。这部论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专著，为“国学举要”丛书之一种，所举之“要”依次包括历史概要、思想精要和知识辑要。这是一种限定也是一个平台，著者在这个平台上将如何言说？
古代文论之言说有不同的方式，哲学—美学式的，心理—心态式的，学案—学理式的，或者批评—评点式的。言说方式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本身从特定的角度构成思想。往深处说，言说方式之异取决于言说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解之异。《文卷》之言说古代文论，有着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概括起来说就是大问题，大背景和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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