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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哲学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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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着他于1878和1879年两次觐见西太后的对答内容。第二次在他即将启程赴英国任公使前夕，西太后谈到了郭嵩焘时说，“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西太后也有不太“深知道”的，她问曾纪泽，“外国也有总理衙门？”曾答，外国称“外部”，然后进行了简短的解释。类似的召见和问答，曹汝霖的回忆录中也有记录。西太后在召见曹的时候，曾经详细询问日本宪法的事，曹当时觉得，如果维新党人能够试图影响西太后，她未必就不能接受新思想。从前面的对话中也能看出，西太后的心里，至少把自己和“这些人”是区别开的。
对西太后的骂，国人进行得已经太多，这多少也因为她是女人，所以，从男女平权角度，也可以套用一句“劝君少骂•••”的。换一个角度想，西太后以一个深宫中的妇人，能靠能干的恭亲王辅佐，靠曾，左，李，张之洞等汉族名臣维系满清的江山数十年，甚至造出一段的中兴日子，若换成她的老公咸丰不病死热河，恐怕“政绩”还不如她，若真是肃顺那班大臣掌权，恐怕败得更惨。毕竟，时运已经不是“康熙大帝”，“乾隆爷”那会的“盛世”了。但这个深宫妇人，学识终究有限，她的眼界和世界观受着极大的制约，而这，也绝非她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抛开道德评判，能力和动机不论，任何人的见识和判断都是受他的环境和知识结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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