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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所謂文化之“一二三”問題向龐公進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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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对庞公、庞朴先生的学问敬佩得不行，因为他对中庸的认识和对一分为三辩证法的研究，并为此而拜读过自己所能搞到的其所著的大作。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却感到庞公以方法论开启的思想理路显然是存在着某些局限性的——要知道，任何一种方法都无疑会在错综复杂的材料面前左支右绌、相形见绌的。因而是不可取的。第二，说文化仅仅只是人化，这一点并不能算错，但显然又是太狭隘了。当须知，人化只是任何一种文化的起点而非终点，正像孔学（又何止是孔学）并非仅仅只是仁学，当然更不是它的核心一样（但北京大学的王博教授时至今日却依然认为它的核心是仁学），把人化或者仁学作为儒学的核心，这种认识太肤浅了，根本便没有真正进入到其中来。而且若如此，先秦诸子又哪一个不是仁学？文化不可能会如此简单，文化本来就是属人的，而没有必要再强调说它是什么人化或者仁学。至于文化的两种属性，即所谓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问题，这种提法也同样是狭隘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如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种狭隘的提法一样。我们一方面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又在提出我们自己的民族性问题，看似以此为武器而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但人家同样有理由来反对你的东方中心主义或者中国威胁论。究其实，这种认识无疑是自我不自信的最典型的表现，也是一种既无足观又不可取的方法论。我们怎么可以以自我狭隘的民族性来反对人家的民族性呢？这不是以错对错又不是什么？尽管孔子强调夷夏之争的问题并因此而对为此曾做过贡献的管仲深致敬意，“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但这显然跟所谓民族性并没有任何关系。更要紧的是，儒家并不是以所谓狭隘的民族性为己任的，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平天下，而所谓的民族性则不过仅限于修身、齐家或者再加上一个治国罢了。如此看来，民族性的提法无疑是把儒家的思想给看小了。当然时代性的提法也同样是狭隘的。谁不知道孔子的思想既是时代的又是超时代的，而所谓时代性无疑于认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理念，而海氏的这一理念则是他从人的“有死性”出发而得出的。但谁不知道尽管孔子死了，作为一个有死性的人，他已经死了，但它的思想却依然存在。肉身的孔子是时代性的，然而他的思想却是超时代的，或者说与民族无涉同时亦与时代无涉；否则，我们今天研究他的一个时代的思想还有什么意义？而且文化若仅仅只有这样两种属性的话，那么这种文化就是死的文化，就像木乃伊一样，根本不足挂齿。也就是说，庞公的上述思想认识或者说方法论，显然是历史性的，是从历史角度出发而得出的结论。这种结论正可以为今日之所谓“与时俱进”思想张本——当你把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看作是可以时过境迁，都看作是可以改变或转化的话，那么你大概就可以“与时俱进”了。这显然是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命题。于是乎，文化又被分作三个层次了，即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这似乎在说，物质的文化是可以改变的，精神的不可以，制度的当然也可以改变，此正应了所谓“三个创新”，即所谓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也正应了这样一句当下比较时髦的话，“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但这样一种可以被分作三个层次的文化不是正被从此人为地肢解或消解了么？而且作为一种文化本身又如何可以被明晰地分作这样三个层次呢？以近代以来的科学方法精确地划分么？这其中的矛盾、问题和难解及不解之处，真是太多了，不好一一作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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