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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中）——法庭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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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399年，春暖花开，雅典面向大海
苏格拉底佇立法庭，卷发如雪
三个公诉人的愤怒也不再年轻
可爱的斯科里亚（Skolia）地方诗人迈雷托（Meletus）
可怜半辈子默默无闻的修辞学教授赖肯（Lykon）
可敬的硝皮匠兼不甚可敬的政客安尼托（Anytus）
（他们的名字涉过忘川远播中国，失落了咝咝的尾音）
五百零一颗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头颅，在审判席上簇动
没有人勘破他们座位前后左右排序的秘密
究竟是按门第高低，还是按钱袋盈虚
惟有拿起陶片，决断哲人生死的一瞬间
每一个人的鼻子才会像娘儿们似地发酸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定谳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和旋涡”，标志着理知人（theoretical man）的生活方式曾经与雅典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后人对这一发生事件的了解，主要源自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Xenophon）的《回忆》（Memor）和柏拉图（Plato）的《申辩》（Apologia）。伯内特（John Burnet）认为，色诺芬的心智属于退休陆军上校之辈，难免会有意或无意地把苏格拉底的爱智对话转述成乡村绅士的负暄闲谈；与此相反，施特劳斯（Leo Strauss）则说“让马儿打个滚，牵回家去”之类的隽语妙不可言。于是，人们转向柏拉图，一方面被他的悲愤所感染——“这个就是被你们谋杀的人，看看吧，听听他吧”，另一方面也对他的妙笔生疑虑——这是现场报道（reportage）、还是艺术再造（re-creation）？伏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认为，柏拉图确实亲耳听到了苏格拉底的生死之辩，并为之震惊，政治哲学很可能起源于柏拉图的震惊；多年之后，痛定思痛的柏拉图把回忆中的依“法”（nomos）申辩重构（re-creation）为思想中的正“义”（physis）诉求，并为他的同时代人所认可。除此之外，我们无权对柏拉图的《申辩》苛求更多的真实性（ver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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