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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用见体再说——哲学和哲学史背景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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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思考和写作作为行动或活动的一种方式来理解应该是可以成立的：现实的问题形成理论的需要，理论的需要形成思想的论域；而论域中概念命题的定义明晰，从根本上则可视为现实问题之解决方案的曲折表达或论证。至于具体采取什么样的话语形式来实现其目的诉求，则不过是基于效率的一系列技术性选择考量罢了。当然，思想的技术和效率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或库恩所谓范型；它们是所谓学术性、客观性的提供者或保证。斯特劳斯断言“哲学从根本上说是政治哲学”。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尝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只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体用概念的被使用以及由此而生的意义演变，也颇可印证这一点。
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解决的问题是中西、古今之争――如何在既引进西方文化因子的同时，又使传统文化理念的地位得到维护？李泽厚提出“西体中用”，要解决的问题是80年代的改革开放如何才能超越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的局限，使国家充分现代化？再往前推：魏晋时期的玄学家选择体用、本末概念描述有无关系，进而据此展开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讨论，是为了质疑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经学政治模式之形上学基础，从理论上把自己所理解的玄学政治模式合法化，[1]并推向各种结构关系业已发生改变的魏晋社会；宋明儒提出“明体达用”、“即用显体”、“即体是用”、“归寂显体”、“即工夫即本体”等等，则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理想人格及其修养进路的不同理解，而欲据此建立起礼制基础上的秩序与和谐这样一个目的却是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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