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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思想史論戰後台灣儒學的兩大典型──胡適和牟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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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戰後台灣儒學大師雲集，胡適和牟宗三是其中兩大典型。
一、胡適當北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時，牟宗三是大學生，為了系刊稿件是否刊登，二人有所辯論，種下日後衝突的遠因。
二、分析兩人衝突的原因如下：
（一）學術訓練的不同
胡適是考據派，上接程朱學派的精神，再加上杜威的實驗主義、西洋的語言學、校勘學、考古學、高級批判學等。牟宗三是義理派，上接陸王學派的精神，再加上羅素、懷海德的數理邏輯、康德哲學、黑格爾哲學等。
（二）對西方文化挑戰的回應方式不同
1、從思想史上考察：從洋務運動、百日維新、中體西用、嚴復的名學、五四運動等作考察，知道二人的衝突在思想史上有辯證發展的關聯。
2、胡適對西方文化的回應：整理國故，批判傳統，吸收民主、科學，開創新文化運動。
3、牟宗三對西方文化的回應：把中國「綜合盡理之精神」，轉出西洋「分解的盡理之精神」，提出「良知自我坎陷說」，以便開出民主和科學，建立道統、政統和學統。
三、當代學者對胡適和牟宗三的批判
四、結論：兩者各有貢獻，相反相成，是儒家現代化不可無之異同，都是現代儒者的新典型。
前言
台灣儒學從明朝末年鄭成功開始自今，已經有了三百三十六年的歷史了。民國三十八年以後，中華民國政府帶領了一百三十萬軍民撤退到台灣以來，也已經有四十九年了。代表了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學又再一次的大師雲集，造成台灣儒學空前的盛況，茲以胡適和牟宗三代表兩個不同的典型，從他們的衝突和異同來評論其功過得失，並彰顯其時代精神和儒者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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