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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护法”与法治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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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留给21世纪中国的重要任务是建立法治国家。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清末新政，已经提出这个目标。百年沧桑，中国人好不容易在90年代把这个早已淡忘的字眼写进了宪法。要把纸上的东西化为现实，十分艰难。离开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的彻底改造，这个目标必然又一次落空。回顾20世纪中国法治屡遭破坏的历程，有助于深化对有关问题的认识。本文拟以孙文发动的长达五年（1917—1922）的“护法”斗争为例，考查维护法治的历史经验。
法治的障碍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总统，被袁氏摧垮了的国会复会。国内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维护法治，巩固民主共和制度，是民国建立后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也是这一新阶段的中心任务。这是当时包括孙文在内的许多政治家的共识，黎元洪继任总统，孙文立即给他打电报提出这个问题：“中邦专制，历数千年，共和方新，忽被摧挫，去乱图治，愿力反前人所为。有如规复约法，尊重国会，尤不容缓。”[1]在给黄兴的电报中，他又明确地说：“南军起义，多数揭去袁、复约法、召国会为的。袁死，黎能复约法、召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 ，固国本。”[2]这不仅是孙文的意见，当时，“汤化龙代表进步党，谭延闿代表当日国会中之国民党，在上海商定收拾时局方策，归纳各方意见，得下述之结论：(甲)恢复民二解散之国会，(乙)恢复民元之临时约法，废止袁氏约法会议修改之约法，(丙)组织国会同意之内阁。”[3]有过类似表示的其他政治家亦为数不少。例如，老同盟会员、积极参加“二次革命”和讨袁的冷遹将军给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写信，就曾指出：“惟此次举兵，一致心理 ，在刷新政治，永固共和。是以项城殒命，举国文电，皆要求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组织适法内阁，罢黜帝制祸首。凡此主张，悉本法律，见诸实行，易如反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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