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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唯识论》研究·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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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西学的东渐激起中国文明内部与之性相略类的一些学术流派在沉晦多年之后的复兴――民国时期的唯识学运动即为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个事例。唯识学源于雅利安人聚居之西北印，以讲求因明、注重论典著称，和欧洲哲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历史上的有宗诸师在消化南方般若1思想的基础上对小乘一切有部2的法相观待学说加以改造，成立了这门学问，其特点在于结合下意识心理结构的分析说明意识层面在自我由迷而觉的转依过程中所呈现的种种境相――可以说不至有宗无以见印度哲学的庙堂之美、百官之富。唐代初年玄奘大师历尽九死一生，终于将这门义理丰赡的学问完整地带回中国，由其弟子窥基成立了隋唐佛学的重要支派――慈恩宗。与一起手便是菩萨地3以上觉悟之境的台、贤、禅三家相比，慈恩家更多地关注人生境界随修行之深入逐地向上超拔的过程4 以及与之相应的自我由迷而觉的内在缘由，故而其学说最富理论纵深。后来随着中国社会“南朝化”的趋势，华美雄奇的唐型文化渐为灵秀淡雅的宋型文化所取代；与之相应的是注重当下顿悟之纯粹经验的南禅开始成为佛学的主流，而曾经在北中国盛极一时的唯识学也就因之沉晦达千年之久。宋平子诗云：“宋后魔禅亡义学，欧西切讲振华风。大师幸可扶桑觅，灵境嗟曾禹域通。”5到了晚清的时候，发强刚毅有如当年之奘师的杨文会居士从东瀛觅回中土久佚的法相论疏，重新加以校勘刻印；而他的弟子博学笃志有如当年之基师的欧阳渐居士则继之创立支那内学院,重振慈恩宗的义理规模。熊十力早年在内学院受过唯识学的系统训练，这是后来成立新唯识论的学问根基；所以当他讲起奘师、基师，讲起他的老师宜黄大师的时候，总是怀着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但是对于一个原创性的思想生命来说，前人的学问永远只是营养自身的养分而已；有一天当这生命终于从永久的休眠状态中苏醒的时候，源远流长的东方思想史也就因之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标志着熊十力哲学之成熟形态的《新唯识论》文言本刊印于一九三二年，而内容更为丰赡的语体本三卷直到一九四四年才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中国哲学丛书甲集”第一卷。“《新唯识论》研究”将依照语体本之体例逐章加以诠释，以期通过疏解发挥使熊氏之思想体系更臻圆满。“若乃上智旷观百家之虑，虽各有条例，各成系统，而如其分理，不齐斯齐，会其玄极，同于大通。故乃涵万象而为宰，鼓鸿炉而造化，同归尽自殊途，百虑何妨一致？斯固小知之所骇怪，一察之所不喻。宜其等华梵于天渊，比内外于矛盾”（《破<破新唯识论>·破徵宗》）6在熊十力的身上可以看到思想史上开创一代风范的巨子宗匠所共有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襟怀和抱负，唯其如此，新唯识论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儒学与佛学的各大流派。在开始紧张的工作之前，我们先走马观花，进行一次轻松的旅行，由东方思想史的源头顺流而下，沿途浏览岸上的景致，从而进入熊十力思想的独特的情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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