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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结”与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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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的《90年代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一文在《天涯》发表后,据说在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然而,对于汪晖的批评却几乎不见于文字,一直处于一种学术谣言的状态。这是一场奇怪的论争。汪晖就像是现代的堂·吉诃德,同没有知识的“知识”,没有思想的“思想”进行着一场“学术论战”。那些没有人称的“知识”和“思想”,它们已经象野草一样蔓延成为现实,与既得利益一起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秘存在,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奇妙的“自然”状态。相反汪晖由于他的思考使他自己处于了一种“不自然”的状态之中。1989年以来,尤其是在1992年之后,知识界长期处于所谓“失语”的状态。中国像一只千头虫,我们除了无力而多余的喝采之外,别无所为。90年代似乎是现实在赤裸裸地开辟着自己的道路。然而,实际上思想并非无所作为。思想一如既往地参与了现实,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哪个时代像90年代这样思想深深地被卷入到了现实之中。而且正是因为知识和思想深刻地卷入了现实之中,知识和思想才会这样处于一种 “自然”的状态,并且因此我们才会觉得好像90年代是没有思想似的。事实上是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已经无法把思想和现实分别出来,正像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无法把知识和利益区分开来一样。曾经,现实只能够是现实,思想仍然还是思想。今天天真无邪的现实,正是思想和利益合法地通奸所产生的儿子。尽管并不久远,我们却似乎已经忘记了90年代是被80年代呼唤出来的这一事实。具体地说,90年代是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的产物,在今天被我们认为是“自然”的东西,其实不过是一种并不遥远的“思想”的结果。本来,“自然”从来就不是鸿蒙未辟的自在之物,而是相反总是和“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是被“知识”和“思想”所创造出来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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