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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实践——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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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二十世纪哲学的最伟大成果说成是关于语言在哲学中功能的研究，那可大错特错了。维特根斯坦揭示了语言与世界同构(1，P38,命题是现实的形象),其实只是给逻辑实证主义打了一支强心剂，它不仅仅告诉世人可以用逻辑的万能性证明世界的实在性(这个难题被康德称为人类与哲学的耻辱)，维特根斯坦也因而名声大躁。然而，后来哲学的实践完全和维特根斯坦宣言背道而弛，世界的实在性不仅和逻辑无缘，而且这种实在性甚至和哲学无缘。但是，必须看到，维特根斯坦开辟的元哲学研究给哲学留下的隐喻的确不可低估，人们看到了语言的作用真的是“元”字号的，它可能在工具中介性上、在技术、理性上影响着，甚至制约着哲学。奥斯订、塞尔(2,p209,p229)等人虽非从哲学而从语用学上杀入，提出以言行事的深刻见解，语言则获得了实质理性的角色脸谱，说它是脸谱则是说它还是一种经过化妆的艺术造型，还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本体论涵项。当然，沿着这一思路走的最远的无疑是哈贝马斯(3,p68--69)，他的普遍语用学已经超越了言语主体，既包括言说者，也包括听话者，普遍语用学是既规范言语主体又显现自身的语用规则，这才是交往的基础，交往的游戏规则，正如游戏规则的演进将使游戏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一样，普遍语用学或称交往的格式塔转换不折不扣地表征着社会的进化。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个没有危险的类推。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主角该粉墨登场了。我们的主角就是改语言研究为话语研究的新的哲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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