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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的共识或排他性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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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哲学「语用学转向」后的十字路上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做为二十世纪的哲学典范转移，几乎是一个学术上的定论。但语言学的转向在二十一世纪到底到要转向何处？迄无定论。在欧陆与英美哲学终于有一个共同的走向之后，以美国实用主义与法国的后现代结合所产生的新实用主义，与德国在先验哲学的自我改造后所产生的语用学沟通理论之间，却再度出现了关于「真理」与「证成」之分别的大辩论，这个看似在哲学茶杯内的风暴，事实上却可能对新世纪的发展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因为在这个辩论背后所隐涵的正是我们对民主的自我了解，究竟民主是一种基于普遍理性的包容性共识，或是它只是基于文化与地域限制性的一种排他性的团结？在波斯湾战云密布之际，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正与哲学转向的问题息息相关。
挑起这一场辩论的是美国哲学家罗逖(Richard Rorty)。他发表了「普遍性与真理」一文，用以批判德国自阿培尔(Karl-Otto Apel)、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以迄威尔默(Albrecht Wellmer)等人为代表的语用学理论 。对罗逖来说，基于沟通理论而形成的「真理共识理论」(Konsenstheorie der Wahrheit)与「对话伦理学」(Diskursethik)，虽然都标榜是后形上学的理论，但为了主张真理有普遍性，因而还是相信有一种逐渐向真理聚合的理想性。这种超越实在社群的理想化预设，只不过是哲学语用学转化过程中的形上学残遗。哲学如果要把反形上学实在论的语用学转向贯彻到底，那就只能接受他与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脉络主义。而这个理论的结果在他看来，即是知识论的自然主义化与实践哲学的权力关系化。罗逖认为，哈伯玛斯等人之所以始终不能放弃所谓超越脉络的真理声称等等的形上学假设，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要守住哲学不能陷入相对主义的底线，而这个努力无非只是要为一个基于包容性共识的民主理念服务而已。罗逖认为，如果他能相对于包容性共识的民主理念，而在基于偶然性的脉络主义中，把民主的价值立论于隐涵在证成理论中的排他性的团结。那么哈伯玛斯的沟通理论的最后基地－－真理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就不攻自破了。语用学转向的最后归宿也就理所当然地走向他所代表的脉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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