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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解神秘化与现代意识结构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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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初步探讨了西方理性主义以及韦伯分析这一现象所使用的概念。我们看到，韦伯的主张是：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是解释西方理性主义的一个契机，而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本身反过来又是内在历史的产物，而且是世界观合理化历史的产物。如果想要理解韦伯的这个理论命题，我们就必须搞清楚它的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哲学背景，即便韦伯本人并没有尝试通过归纳来认识价值领域，或通过描述来把握价值领域，并对价值领域加以系统的归类和从形式的角度加以分析。如果不用价值实现（Wertverwirklichung）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生活秩序（Lebensordnung）这个社会学概念，我们从一开始就会误解韦伯的合理化理论。科学家从理论的角度严格区分了存在的领域与价值的领域，以及相应的陈述命题与评价命题；当然，无论是认识，还是评价，都和某个有效性领域保持着联系，而且依靠的是陈述命题中的真实性要求。社会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一样，也区分了这些领域；但是，社会学家研究的现实部分所呈现出来的特征是：存在领域和应然（Sollen）领域实际上是相互渗透在一起的：在李凯尔特（H. Rickert）看来，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依靠的是事实与价值系统之间的关系[1]。无论是个别行为者，还是集体行为者，在社会行为中都把价值当作取向；而价值又体现在文化的对象和制度的秩序当中。因此，社会学家必须注意到，他们通过陈述而分析的现实性，也可以从有效性的角度加以考察；客观领域中的个体，通常也是从有效性的角度来考察其世界的--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把具体的价值或抽象的有效性要求当作自己的行为取向，他们就总是从有效性的角度来考察他们的世界。社会学家可以充分利用对象与价值之间的这种关联，为此，社会学家把对社会生活制度的陈述把握与对其中所体现的观念或价值的重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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