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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社会的相遇——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的全面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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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2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向牛津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以别具一格的对话体形式为社群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了坚决而细致的辩护。就西方政治哲学史而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蔚为壮观的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业已构成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学术记忆。在这个意义上，丹尼尔·贝尔的独特风格可以看作是这段学术记忆的阐发与归纳，论辩双方的一次总结陈词，是置身于不同社会位置、不同生活方式的两种思维模式的碰撞、辩驳、交流与互渗。应该说，对话体不仅降低了思想言述的规范限制，而且建构起一个高度辨证的知识体系，通过虚拟论辩双方的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丹尼尔·贝尔逐步深入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双方各自的症结所在。
因而，就本书而言，我们甚至不能简单地将丹尼尔·贝尔归入纯粹社群主义者的行列之中。他对公共领域规范失效的警觉，对自由价值实施过程中种种弊端的剖析，对历史源流的辨识与信赖，其实都是在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互为依照的前提下，重新审视当代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的一次非凡的尝试。
一、自由价值的结构转型
传统自由主义倡导一种普适的自由观念，其核心信条是要求人们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网络关系中抽身而出，从而达到不受任何政治派系、任何思想意识形态、任何社会责任和义务左右的元独立境界。姑且不论这种以尊重人权为名的社会学说在维护个人的基本尊严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逻辑检验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明确追求的最高利益，不可避免地带有先验论的调子。他们排斥社会大背景的价值信念基础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前提而做出的：其一是认定自我具有一种凌驾于整个社会约束机制之上的不可侵犯性；其二是认定自我命运是在理性思维的感召之下做出的自主取舍。前者使自由价值观成为一种带根本性的，整个社会利益都无法与之匹敌的最高理念；后者则导致历史的流程完全沦为个人话语的奴隶，从而使社会文化背景的急剧分化成为名正言顺的事。究其实质，自由价值观都体现出其学说言述者的某种学术偏执，即简单粗暴地将人的两种构成性义涵——社会人维度和自然人维度——剥离开来，其直接后果是促使公共精神危机的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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