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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现代技术对人的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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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技术是中性的工具，它本身无所谓善恶，即它是价值中立的。技术所带来的后果的好坏依赖于使用技术的人。好人可用它为善，坏人则可用它为恶。海德格尔认为这是很肤浅的看法，他认为技术并不只是一种工具，它更是一种“座架”。海氏的思想非常晦涩，很难理解“座架”一词到底意指什么。但我很赞同他的这一观点：技术并不只是一种工具，它也不是价值中立的；现代技术具有强有力的价值导向作用，它作为一种渗透于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力量，无时不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施加着巨大压力。对于这种压力我有切身的感受。
我是搞哲学的。搞哲学的人大多有个毛病：不善技术操作。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早就给我配备了电脑，可我因不善操作而很少捣鼓它。我的几位同事则相反，他们很快便对电脑产生了“感情”，很快就能熟练操作了。不久他们就在工作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电脑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现代社会是极重效率的社会，个人若不能适应社会的平均工作效率，就有可能被淘汰。我原来工作所在的大学是处于急速发展之中的大学，故对效率的重视犹甚。它以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刺激教授们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例如，出版一本专著，月薪增加300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一些教授每年都有一本以上的专著出版。电脑帮了他们很大的忙，在电脑上既可以高效率地进行创造或制造，又能极方便地对科研成果进行改编和重组。相比之下，我的工作方式就完全不能适应新形势了，我仍然笨拙地用钢笔在稿纸上“爬格子”。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今天，教授必须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否则就是不合格的教授。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技术对我的挤压，我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电脑，你都得学会使用电脑；用电脑写作，利用网络查找资料已是现代学术圈子的基本要求，起码的电脑操作技术已是现代学术圈子的平均技术要求；达不到这项平均技术要求，就别在学术圈子“混”。于是我屈服了，开始极不情愿地强迫自己学习电脑操作，因为我毕竟喜欢学术，更有甚者，人到中年再改变职业已十分困难了。我没有哈佛大学教授丹和美国农场主兼作家白瑞的那种拒斥现代技术的勇气。丹认为20世纪的美国文明史实乃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机器”代表不断进步的科技，“花园”则象征着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丹对“机器”之蚕食“花园”深怀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决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方便（《读书》1995年第6期第50页）。白瑞说：“我几乎像每个人一样依赖于我所并不敬佩的能源公司。我希望自己能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它们。我在工作中总是尽可能少地依赖于它们。作为农场主，我几乎用马做所有的活儿。作为作家，我用钢笔、铅笔和纸工作”。他和妻子一起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有人劝他买一台电脑以提高效率，但他却以如下理由拒绝了别人的好心建议：首先，他不希望自己的写作直接依赖于被掠夺式地开采出来的煤炭，他不能一边在写作中依赖于对自然的掠夺，一边又义正词严地写文章抨击这种掠夺。其次，他并不认为电脑的普及会导致对他真正有意义的进步，例如，和平、经济正义、生态健康、政治诚实、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以及好的工作。再次，技术革新要求抛弃所谓“旧模式”，但使用电脑所要抛弃的“旧模式”不仅包括他传统的贵族标准，而且包括他的妻子、他的批评者、他最亲近的读者以及他的伙伴工人。最后，他不相信用电脑写作真的胜过用铅笔写作。（A·H·泰希编《技术与未来》1993英文版第66-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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