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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时空·科学技术·人的自由—从马克思的视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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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时空和科学技术对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都具有基础意义。但是，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社会时空因素对于科学技术和人的自由的意义却常受忽视或误解。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人类社会发生了急剧变革，全球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空前突出，这使社会时空对于科学技术的关系以及二者对于人的生存、自由的意义问题，也更加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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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时空是人的活动的存在形式。由于“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恩格斯语）。因而，在社会领域，任何社会现象也都有其特殊的时空规定性。其中，社会时间是指社会运动过程的顺序性、持续性、社会空间则指社会运动的伸张性、广延性。从总体上看，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人，社会时间无非就是人的活动的时间，社会空间就是人的活动的不断扩展。社会时空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社会运动在社会时空中的拓展过程，是人的进化和发展的历史。而社会自由时间的增加量和社会活动空间的拓展量，则标志着现实的人自由解放的实现程度。
把人的实践活动理解为社会时空的本质，这是马克思时空观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特点。按照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对对象、现实、感性”，应当“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1]。对于社会时空的合理理解，也毫不例外。在社会时空问题上，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标志就在于，不被自然时空所完全束缚，而是能够认识和利用自然时空，并在自然时空的基础上创造出社会时空。而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社会时空，则在于“人的感性活动”所特有的实践性。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里所谓的“环境的改变”当然包含对自然时空的改变，人正是通过“革命的实践”，才创造出并不断地改变着社会时空。由于每一代人的活动的需要、目的、方式、意志等的不同，社会时空总是也只能从不同时代人的具体活动中获得其规定性。另一方面，人们创造自己的社会时空并不是随心所欲、无中生有的。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永远也不能摆脱自然时空对于人的活动的制约，而社会时空结构作为人的活动过程的结晶，又反过来制约和影响着人的活动。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时空状态，直接影响着主体认识、改造、利用客体的速度、规模、范围、层次和水平。从根本上看，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与自然时空有着原则的区别，但它们并非外在于、脱离于自然时间和自然空间，而是通过人的生命活动、实践活动而赋予自然时间和自然空间以社会属性，特别是赋予其以价值、意义，从而使其抽象的形态在人的活动中获得了社会历史的现实性，使时间和空间获得了“真正生命”，并成为人的生命的尺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社会“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2]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时空的实践本质，他关注的时空不再是脱离人的活动的一般物质运动的时空，而是属于人的时间和空间，他所讲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实践活动不仅是人类诞生的秘密，而且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源泉；进言之，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如果没有实践活动，就没有人的存在，社会时空也无从产生。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活动是社会时空的源泉和本质，社会时空的社会现实性、主体性、社会历史性等特性是人的实践活动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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