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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不能回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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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大学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史上，经历了过多的灾难和波折、探索与反复，苦苦寻觅科学的发展道路。直至今天，号称中国大学之首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尚与世界一流大学距离很遥远的现实情况下，北京大学打出了改革的旗帜，试图通过制度的变迁来改变中国大学在国际上落后的现状，然而，北京大学的改革却遭到了来自大学内外包括社会的众多批评。在批评的声浪之中，于是有学者感叹“世上已无蔡元培”。究其原因，关键还是在于大学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无法得到制度保障的大学改革，即便再多的蔡元培，对于中国大学的现状都将会束手无策。适合大学生长与发展的现代制度理念与结构体系，必然受制于大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和外部条件。因此，大学的变革不能回避历史的延续和现实的困惑。从大学外部环境也就是从社会的原因寻找解决大学问题的途径可能是上策。
克拉克•克尔先生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校长，多校区加州大学校长，后来又任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他对美国高等教育做了许多深入研究，这些成果被奉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经典著作。其中《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 一书，是他众多著作中的一种。他从欧洲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事例，以宏观的视界和历史的线索来分析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是知识的普遍化与特殊化的矛盾运动，知识普遍化反映的是学术的根本利益，而特殊化反映的则是民族国家的局部利益，这两者始终存在着冲突，这些冲突演绎出不同形态的高等教育。因此，高等教育的历史，很多是由内部逻辑和外部压力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谱写的，高等教育从来没有完全自立过。无论是欧洲的，美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大学，尽管都追求大学的自立、自治与自为，但这无疑只能是一个幻想而已，既不符合大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也不符合大学发展的现实环境需求。当代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哲学专家布鲁贝克在他的《高等教育哲学》 （1978，1982）一书中也认为，在20世纪，使高等教育存在的哲学基础有两种，一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大学以传授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知识、探索新的学问为主要职能。一是以政治论为基础，大学为社会政治团体服务，大学之所以探讨深奥知识，是因为这种探讨对国家有用。当高等学校卷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必然会遇到如何确立目标、如何掌握行使权力的方式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争论，这就使得大学具有政治特性。（胡克，1953）布鲁贝克认为，包括伯拉图、亚里士多德、杜威在内的所有伟大的教育哲学家都把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看待。现代大学存在的基础主要是政治论的，大学作为政治组织的延伸，必然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和政治诉求。作为微观政治组织形态的现代大学，即便是在所谓高度民主发达的美国，在近年来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注意和足够重视。“政治论”哲学观的大学，既是大学生长的理论基础，也是现代大学服务社会功能的逻辑支点。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大学决不可能成为独立于社会政治势力、经济基础之外的自治性社会组织，它必须服从于、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社会政治、民主、经济与文化，乃至于巩固政权的需要。然而，大学追求知识、传授、创造知识的功能，也要求大学必须研究高深学问，追求学术自由、学术独立和学术自治，这自然也是大学价值的应有之意，不仅仅是理想主义大学的追求目标。事实上，学术自由、自治、自为是有限度的（1978，布鲁贝克）。尽管如此，这种有限度的学术自由与自治往往成为大学精神的象征，成为大学追求向往的理想境界。也因为此，意识形态下的政治要求与学术自由之间的矛盾，几乎没法抹平和消融，构成了大学组织的突出特点。这对矛盾也可看成是大学科学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冲突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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