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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哲学的知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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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性，在我国80年代中期，有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但未成定论。对此，笔者试从哲学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并作进一步阐释。在哲学史上，知性思想源远流长。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知识分为想象、常识、数学和科学知识、哲学等四种，相应此四种知识，认为人也具有想象、信念、知性和理性四种心理状态或认识能力。前两者以可见世界为对象，是“意见”；后两者以可知世界为对象，是“真理”。知性生成数学和科学知识，即以可见世界的实际事物作理念的影像，是“由假定出发进行研究”而达到结论。如在数学、几何学的演算、解证中人们需画出各种可见的图形，凭借已知的数量关系在算本上演算，但解证中求得的并不是在画本上的这个或那个特殊图形，而是以所画的图形为凭借，求得数学、几何学的一般定理。
由此我们联想到前此的毕泰戈拉数论。它就是人类第一次试图借助思维抽象把握世界的尝试。万物杂陈眼前，没有一个归约，接触到的都是感性个体，此情境中追问世界本原是逻辑必然。毕泰戈拉发现了这一共有——数，即万物都有数的规定，物之间也是数的关系。人们怎样思维出数？数是辟开具体物的差别，质的规定，发现的事物的量。柏拉图将数学对应知性思维能力，意味着人类首先的抽象思维为知性思维，表现为对事物量的把握。问题在，作为唯心主义先验论，柏拉图认为知识只是在“回忆”本来已有的理念，认识论成了“回忆说”，否定感性，甚至认为离感性越远，靠真理越近。这在随后的亚里士多德认识论中得到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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