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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韩愈、李翱的经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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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李翱是唐代中晚期著名的儒学家，古文运动家。合著《论语笔解》[1]，开宋学先河，冯契先生誉之为理学先驱。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清人储欣将李翱收为“唐宋十大家”。宋晁公武引苏舜钦语，曰“唐之文章称韩柳，翱文虽辞不迨韩，而理过于柳”[2]。欧阳修在《读李翱文》言：“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3]。近人陈寅恪、钱穆等人均认为研究宋明理学必自唐代始，亦有自韩愈、李翱始之意。尽管如此，过去人们仍多研究韩愈的文学思想和“五原”等文章中的心性论；亦多考察李翱的《复性书》。鲜有研究二者合著的《论语笔解》，使人觉得韩愈、李翱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似难确断。然如仔细研究《论语笔解》，就不难发现他们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决不次于“宋初三先生”的开山之功。因此，研究韩、李的经学思想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
“宋学”是相对“汉学”而言的，汉代儒学家的学术倾向侧重“训诂，考据”，对经文释义较少附以己意。至宋代时，儒学家一反汉儒家法，他们侧重以“理”解经，以“心”解经，附以己意，甚至串改经文，对经文随意增减，对先儒之注疏，根据己谓之“圣道”而修改，就内容而言，宋儒解经时侧重“心性”、“人心”、“道心”和“道”统等方面的研究。韩愈、李翱是汉学向宋学转变的关键人物，《论语笔解》真正表明了经学的转折，宋学的开启。《论语笔解》上、下两卷，文中《论语》原篇章节不全。如有韩、李不同于先贤之解释则录之于文，先述《论语》原文，再引马融、孔安国、包咸等人之注解，而后韩、李各发己见，或论道、或考据、或改字、或修改前人注释，断以己意，彼此相互发明，宛如理学家款款而谈性理之道[4]，极力褒奖孔子及其弟子，真正表明了经学的转折。如明人郑鄤所言“昌黎文启八代之衰，李习之一时齐名。读《论语笔解》，始知其原。圣人既往，微言犹存，参而究之，若破坚壁，亦何妨互有出入；乃其得处，已如见圣人之心于千百载之上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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