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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造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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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从苏联移植来的，这个教科书体系的缺陷是尽人皆知的。早在1965年，毛泽东就向我国广大哲学工作者发出“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的号召，要求“不必抄斯大林”。[1]p934然而40年过去了，突破这一教科书体系的努力迄未成功。在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课教学中，已使用过的教科书版本据说已有300多种，然大致不能摆脱苏联教科书的范式和板块结构的阴影，有的只是排列组合不同而已。这些教科书陈陈相因，了无新意，其变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本文拟从恩格斯《反杜林论》的重新解读入手，指明沿袭多年的、以《反杜林论》为依据构筑的这一教科书体系只是出于对《反杜林论》的严重误读。
一．
从上世纪20年代起，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就开始编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38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世，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就有了钦定的名称、结构、内容、范式。这个教科书体系在30年代时传入我国。中国革命胜利后，在一批苏联专家帮助下，苏制马哲教科书在我国高校落地开花。60年代初，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编写了具有我国特点的马哲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我国最权威的教科书，然也只是苏制教科书的翻版而已。令人称奇的是，这个教科书体系从其诞生至今，可谓60年一贯制，虽经时代变迁却容貌依旧。今天，只要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四大块。这四大块排列顺序可以有所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总也不能突破这个板块结构，这个根深蒂固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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