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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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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务管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形式。而集体行动的逻辑或曰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个人自私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个人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理性。因此，公共管理危机的出现似乎在所难免。公共管理危机的克服有赖于行动个体的行为自主性，但更多地仰赖于制度的安排。因为制度是长期迭演博弈所选择的均衡结果，它是行动个体由不合作走向合作的路径依赖。实际上，“关于非合作博弈的研究表面上是描述非合作的规律，更深的目标其实是寻找合作之路”［1］。由集体行动的困境走向集体行动的帕累托累进(pareto improvement)，是包括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学者共同致力探讨的重大问题。
一、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模型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a.aristole)曾经断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2］而使这一断言模式化的公共选择分析模型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公用地悲剧、囚徒窘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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