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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与社会运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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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尤其是作为一个在过去十年接受训练的人类学家，我想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思考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如何存在于今日这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到底这一个学科，如何在这个常被我们称为后现代后工业后福特或后殖民的状况中，维持认同？相对于社会学或心理学，我们可以有什么不一样的贡献吗？我们可以述说什么样的故事，让那些非学科内部的人，但却可能是付税让我们这个学科得以存在的所谓大众，知道我们努力的成果?
有很多方式可以面对这些问题，回到人类学史中去找，我们看到美国人类学之父Boas如何介入种族主义的争辩，Mead的书对性别与青少年问题的影响。当然人类学的公共参与历史并非都是这么正面，英国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已是公开的秘密，二次大战时美国人类学对所谓敌国的研究，也引起许多争议。在台湾，十年前的原住民正名运动同样激起人类学界的波澜，造成两代人类学家之间以及我们的研究「对象」和我们之间的龃龉。所谓公共议题似乎一方面让我们这个学科的从事者在孤独的田野工作与学院的冥想世界外，找到另一个学科得已存在之理由；但另一方面，却又像是原罪般，时时提醒着人类学这一个学科较黑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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