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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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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宗族制度和宗族思想，对徽州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等诸方面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因此对明清徽州宗族社会的真实状况做一深入的探讨，是很必要的。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是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不断加强的时期。宗族通过修谱、建祠、祭祀、团拜活动，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统治，又通过制定族规家法，把族人的言行限制在宗族规定的范围内。族产的设置和迅速扩展，发展到后来，在乡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形成“穷村乡，富祠堂”的局面，使族人从经济利害关系上与宗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得不俯首贴耳听命于宗族的权威，而这种“听命”，在很多情况下是心甘情愿的。关于以上几点，笔者已有专文论说，这里不再赘述。本文拟着重讨论宗族对乡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影响力，和在乡村事务中的仲裁权问题。
元末明初人朱同，在谈到休宁潜溪汪桂编修族谱，并在祖墓前构筑“永慕亭”拜祭祖先之事时，联想到当时社会的一般风尚，慨叹地说：“宗法久弛，姓氏混淆，……亲尽然后为途人乎。”［（１）］可知元末明初，徽州的宗法关系处于“久弛”的状况。弘治十六年，祁门三四都凌氏族丁凌友宗，因“家中屋宇狭窄，人众难以住歇，前往本府婺源县迁居”。由于“本年系凌友宗应门户官差”，如果他甩手一走，这些差役税粮由谁承担呢？他的兄侄们不许他就此迁走，于是订立文约，将承租开垦的荒田其本人的分籍尽数拨给子侄凌胜宗等人名下，由他们耕种、收租、管业，并“供解门户差役税粮等项”。如果将来凌友宗的子孙回宗，“听照管业，同管门户”［（２）］。此文约牵涉到宗族内的纠纷，照理应有族长、房长、家长出面签押，然而文约中没有出现族长、房长、家长的字样，说明弘治时期，在有关族内纠纷事务中，族长、房长、家长尚不能发挥较大作用。正德四年，祁门十五都郑狮与族弟郑琼，因山场“互界不明”，引起争执，二家讦告到县。县官批示排年康续韶、里老汪永良等到山场踏勘，此间“二家思系亲族，不愿终讼”，于是撤讼，凭排年里老劝谕作中，订立合同，解决了争执。这件讼事实际也是宗族内部的纠纷，不在族内解决，而是到县衙去解决，从整个讼事中看不到族长、房长、家长的影响和权威，反而是排年、里老的劝谕调解起了决定作用，说明明中期前后，族长等尚没有很大权威，宗族对乡村的统治还比较薄弱［（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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