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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探析亨廷顿的东亚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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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非西方社会为了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并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而成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东亚的现代化实践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亨廷顿主张建立更适合东亚自身文化传统的“现代儒教社会模式”。当然，亨廷顿提出了现代化应该普遍达到的五项目标：增长（或富裕）；平等；稳定；民主；自主。亨廷顿虽然认为，“儒教民主”也许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辞，但是，“儒教社会的民主”则未必是。“儒教文化未必是民主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儒教社会的民主”是可期的。亨廷顿论证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区别是从历史实证的角度出发的，有很强的说服力。他对东亚的经济发展前景是看好的，但对东亚的政治现代化却有着深深的文化制约方面的忧虑，不过，最终，他还是认为，“文化变迁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变迁”。亨廷顿关于东亚文明复兴可能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和冲突的观点，引起了世人的非议和国人的诘难，也同样触动了全球性的反思和“文明对话”。“文明冲突论”的国际关系范式，有浓厚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色彩，其实，反观历史，尤其是全球化以来的世界历史，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冲击似乎不亚于任何文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廉·威利茨认为，西方文明有一种强劲的“殖民使命感”，而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是缺乏的。或许，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仍然是一种“殖民使命感”式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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