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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分子当下形态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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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的文化思潮中有一种极力消解知识分子作用的倾向。对于这种自虐自杀倾向，笔者未敢苟同。一方面因为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特定角色，知识分子不会消亡，还会履行历史派定给他的职责；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倾向人为地表达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立场，它不是出于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为了夺取一种话语权力而故意制作的耸人听闻之谈。
笔者的上述表述绝不是出于文化自恋。要认识社会机制对知识分子的阻隔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及由此命定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社会英雄”，这并非难事。然而我仍然相信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发展和完善人生上的作用，尤其对于促进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正是为了表达如此一份期待，本文对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展开对象性研究。在揭示他们问题的过程中提醒他们如何注意修复和完善自己的人格[1]。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过，知识分子如果在批判社会的同时不把自己当作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就不会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当然也就不会对社会世界有什么作为[2]。
一、 思想者与社会良心的消隐
从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把握住了历史给予他们的表现自身价值的契机，勇敢地充当了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的先锋。尽管挫折和磨难不时降临到他们的头顶，但他们还是义无返顾地向“左”的革命文化模式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其悲壮性、其崇高的殉道主义精神使整个社会为之动容。在愤懑不平中，人们猛烈地结构那些符号暴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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