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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合和文化传统——费孝通社会人类学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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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其学术研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然其研究一直没有脱离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费先生的笔下，微视研究和巨视研究一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管是和先生一起随行调查还是品读先生的论文和著作，我常常感到先生的社会人类学思想在两者间应用得游刃有余，并不时地产生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作为一门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人类学，对于东方人类学者而言，能自如地把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得以本土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仍在困扰着众多的东亚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而费先生的研究和实践已经证明，他非常出色地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色。他对于本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直成为非西方学者研究本土社会的典范。
费先生对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结合的研究，是其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中心环节，它强调一种时空的结构。而对于社会人类学而言，在研究一个社区文化结构时，一直强调高层文化的规范性向基层区域文化的多样性的结构转化历程及具体的表现方式。因此，本文所说的文化传统主要指基层文化，即基层社会的结构特色，这一概念主要是把社会人类学社区结构和传统的习惯、行为的概念化。即强调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所提出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特性。社会的结合，是想进一步说明小传统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结合的纽带、方式及其功能。把人和人的结合类型作为历史分析中心的历史学家，首推法国的近代史家阿葛龙，他通过对法国南部社会革命前后的研究，发现这一社会具有的独特面貌和结合类型。他把这种“社会结合”的状况用Sociabilite的概念用以概括（柴田千雄，1989）。笔者在这里引入“社会结合”的概念，是作为一个操作性概念来加以运用，通过社会结合的特质来剖析文化传统的特质、功能，以此来看费先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从中我们发现，正因为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有如此深邃的研究，使得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把握，能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人类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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