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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性别关系和性别研究的潜规则——从《父权的式微: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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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议论文】几年前,一本有关中国社会隐匿中的运行机制——潜规则的书之所以引起极大的轰动,可能就在于它第一次通过摘取历史上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案例,将权力运作背后的潜性规则显性化(吴思,2001) 。这种轰动所提示的另一层含义是,书中所描述的这类潜规则在现实社会中依然有效,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关于潜规则的说明在当今读者中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注1） 潜规则的高妙之处,在于其隐匿性和模糊性造就了其不可证伪性,因而构成了常识中最为坚固的一部分;同时由于潜规则的存在是以主体的认同为前提的,因此它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处在关系结构中的主体之间形成的某种契约。这使主体的位置变得十分玄妙,一方面它无法逃脱这种规则和契约的牵制,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这种规则和契约的制定与修改的始作俑者。这或许可以视为作为社会学经典主题和困境之一的结构与行动之间关系的一个通俗版本。
实际上,社会研究的任何一个主题都不可避免地落入这个玄妙的关系版本之中。素来以关注女性命运著称的女性研究, （注2） 自诞生之日起一直致力于探寻两性关系背后的潜规则及这种规则的社会文化意义及现实后果。无论他们把这种潜规则称为“父权制”、“男权文化”、“男性中心主义”、“性别主义”还是“传统性别意识形态”,其共同点都在于揭示出:性别关系的基础不在于上天铸造的两性之间可见的生理差别,而在于有关性别的文化、制度、身份中所隐含的二元制的权力等级关系。由此性别前所未有地获得了一种社会身份和建构意义,也成为女性主义用以探索进而砸碎性别关系潜规则的一块砖石。
这块砖石真正传递到中国已经是20 世纪90 年代的事了。在这之前,中国的女性研究虽然已然是社会研究中的热门领域,但它所遵循的大体上是传统社会研究的一般理路,只不过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女性或者所谓典型的女性问题, 基本上类似于关于女性的研究( studies of women) , 而不是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从女性主体意识出发的研究(wo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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