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天书降神”新议——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二）
|
| |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曾经以大量篇幅缕述契丹族的由来演变，并郑重指出：
“历史学家必须注意的另一个简单化倾向是术语的使用。当我们使用契丹、女贞、党项或蒙古这些术语时，应该记住每一个术语所指的不是一个纯粹同种的民族，而是一个综合实体。”[i]
所言极是。但编撰者在热心叙述军事外交诸问题的同时，也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历史上“辽”之国号曾经数度改易，既证实着“综合实体”的说法，又产生出“术语”新的歧义。这涉及到两国之间长期和平中的无形较量，不妨称之为“文化竞争”（the cultural struggle，即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谓的知识/权力（power/ knowledge）之争，以和平方式，自然融合的冲突—融合模式）。这与近年美国人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即冲突—重建模式）[ii]是相关而又不同的两个概念。
《剑桥史》复说：
“辽朝建立者的族名契丹，以Kitaia，Cthaia或Cathay等形式，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在整个俄罗斯和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这个称呼来称中国。”[iii]
|
|
|
|
|
|
|
|
|
| 广告载入中... |
| 广告载入中... |
| 广告载入中... |
|
|
|
|
|
教育论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