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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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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学者在中国史的研究上颇有成绩，有不少认真埋头于学术研究的学者，也有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专著问世。由于见闻有限，这里只介绍与本人研究领域相关或较为接近的几个问题，挂一漏万之处尚请谅解。
一、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
这是一个发展非常迅速的领域，并且已经进入了学术界的主流。按照西方妇女史学界的说法，妇女史的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将妇女还原到历史中去，一是为妇女重建自己的历史。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性别（Gender）一词又被引人研究之中，用来表示两性关系中的社会结构。一些妇女史学者坚持认为，性是区分社会地位的基础，如果将妇女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群体，即作为一个性别加以概念化的话，那么男性也便作为有性的人显现出来，这就意味着普遍的历史也应该被看作是两性的历史：看作是社会性别史。所以，妇女史关注的就不仅是人类的一半，而是人类的全部了。这种对社会性别和性文化之间关系的关注，在最近两年也表现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中，这也就是说，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已不再象20世纪70-80年代那样仅限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等方面了。 有关中国古代妇女与社会性别的研究，近年间有新作问世，时间多在宋代到明清之间。其中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阁师：十六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出版较早，主要用十七世纪江南地区上层妇女创作的诗文来分析她们的生活状况和当时的社会风貌，包括妇女自己的诗文对缠足的歌颂，她认为，所谓中国妇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是受害者的概念，是现代人为了某种需要构造的。 曼素恩（Susan L. Mann）的《宝卷：在漫长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妇女》（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被认为是美国汉学界最重要的宏观性的妇女史著作之一，获得过两个奖项。作者扫描了影响十八世纪妇女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政策、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心理等，特别讨论了妇女由为人女、为人妻到为人母的角色转换，经济发展与妇女劳动价值及生存率的关系等。该书也如高彦颐书一样，将妇女自己写作的诗词作为立论的材料。对于西方学者来说，能够解读中国诗词已属不易，这种做法也确实使读者耳目一新并颇具说服力，但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特点，讲究情感表达的含蓄蕴籍与复杂委婉，女性诗人尤其如此，用来作为史料，即使特别小心，也很难保证不 会出错，该书中有些理解不当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 《技术与社会性别——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结构》（Technology and Gender: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I China. Berkelev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v of California Press，1997）是一本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讲社会性别的专著，本书把妇女作为历史上的生产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妇女的作用，一是妇女怎么组织生活空间，一是纺织技术，一是生育技术。本书作者弗兰西斯卡·巴瑞（Francesca Bray）是研究中国科技史出身的女学者，现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任教。笔者认为，本书选择的独特角度和广阔视野，对我国历史学者而不仅仅是妇女史学者，都是饶有趣味和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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