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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视野中的文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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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民间”遭遇了从未有过的礼遇。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1918年4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从语言形式的角度突破旧文学的藩篱，创建新文学，肯定白话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另外，1917年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也明确地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1918年2月1日，刘半农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宣告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开始。此后，中山大学以及杭州等地由于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先生的发起，这些地方成为继北京大学之后的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在其他地方，如厦门、上海、福州、东北、汕头、山东、四川、陕北、贵阳、香港和柳州等地都有许多学者从事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以及研究工作。 [i]那些在传统社会里远离庙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乡民被政治和学术精英们赋予了各种不同的现代理念，长期为历史所尘封的征夫野老、游女怨妇成为学者倾诉自己情怀的对象；历来为传统的士大夫们所鄙弃的民间知识，现代时期的学者却为之迷醉，不辞辛劳地奔走于田间地头与穷乡僻壤，为梳理民间的历史穷经皓首，连篇累牍地描述民间的生活，将民间的知识整理成为系统的现代学科体系，宣讲于现代高等学府的讲堂，大量的西方学术成果的引进，无疑地，更加证明了学者研究民间知识的合法性。与传统时期的士大夫认为民间知识“鄙陋”、“不登大雅之堂”所不同的是，他们却认为民间的知识“刚健”、“清新”。历代统治者将民间视为一种与自身统治相对立的颠覆 性力量，而在现代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力量却对民间力量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总动员，建立了一个以传统的民间力量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翻开“五·四”以来的文献，传统时期为厚重的历史所湮没的弱小者、边缘者的声音，被社会的精英们挖掘出来、加以放大，一度成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声音；长期以来为国家正统权威所恐惧和压制的民间力量被塑造成为建构新型民族—国家的主体力量。在他们看来，相对于精英分子的矫情、虚饰与压抑，“民间”似乎更为放达、率真与不受约束，更应该成为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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