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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中的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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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1980年代改革以后中国农村的繁荣和发展，中国农村发展在1990年代进入了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除了反映为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以外，还直接表现为农村的社会冲突增加。肖唐镖基于他在江西的研究认为，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已由过去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群体性事件（械斗），过渡为主要针对基层政府和组织的群体性事件。[1]于建嵘基于湖南的调查指出，“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2]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调研室课题组的研究也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如群体性事件增多，对抗性增强，在农村，干群矛盾增加。[3]
1990年代以上访为主要形式的农民抗议活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并且数量还在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地方政府也将如何减少农民的上访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农村的社会冲突近年来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对冲突的方式、冲突的原因作了许多分析。
如果我们将这些分析作一个简单的归类，可以发现对于农村社会冲突的解释主要集中于人的行为和制度设计两个层面。前者主要强调在农村社会中的恶势力，包括基层政府官员和黑恶势力对农民的剥夺，[4]现在农村的上访告状多是指向某些个人，特别是一些地方干部，这些干部借助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成为农民反对的焦点问题。当然，分析并没有停留在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层面上，特别是农民上访告状已经成为社会中普遍问题的时候，许多研究都涉及到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这些原因包括农民收入下降、城乡矛盾扩大和农民负担过重。在农民抗议活动中，许多抗议指向了农民负担，这无疑给这种解释一个很好的支持。[5]尽管这种解释比较多地关注到近年来农村社会的变化，并将农村社会冲突的增加与社会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考虑，但是与前一种分析一样，他们主要关注的也是农民利益所受到的直接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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