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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冲击波”下的现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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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立场始终不甚调和地存在于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中，一种是“现世主义”的，它使作家们对当下的现实种种作出细致而缺乏距离感的描摹；另一种却是“浪漫主义”的──刘醒龙便曾宣称：“我一直不大相信自己这个被人强加的‘现实主义’者，我宁肯相信自己的写作是浪漫主义的。”①“现世”的羁绊使作家们始终无法超拔于庸常现实的泥沼之中，“浪漫”成了一剂拯救现实的药方：以旧道德理想的复归，以所谓的“大善”来分享艰难；以受难的、奉献的，甚至禁欲式的英雄来供奉这个“拒绝崇高”的年代；以“苦戏情节”的现代翻版为当下提供安于现实的强心剂。“现世主义”、“实用主义”的立场使他们笔下的英雄虽然承受着巨大的冲突与痛楚却无法崇高；虽然具有受难与献身的表征却不够悲剧。他们的形象不够高大，甚至有些畏琐；他们背后虽有一圈“道德”的灵光，但那光环总也不够圣洁。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英雄形象”总是作为楷模，向读者作出意识形态的询唤，那么，“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英雄却不再是“效仿”的对象，而作为“感动”的对象登场；他们上演的不是“悲剧”，而是“苦戏”，为90年代以来在茫然失措中为生存苦苦挣扎的人们提供麻醉与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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