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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权力：一个社会学的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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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最迟从尼采开始，对权力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我们暂且不必说将权力普泛化的学术新贵福科，我们只要拈出两个著名思想家的两段话也许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罗素说：“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 吉登斯说：“在社会科学中，不能把对权力的研究当成是次要的问题。可以说，我们不能等到社会科学中比较基本的观念都一一阐述清楚之后，再来探讨权力。没有比权力更基本的概念了。” 我们不妨由此可以推论，文艺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全可以从权力的视点切入的。但令人多少感到有些遗憾的是，无论是韦伯、罗素、帕森斯等学术巨擘，还是米尔斯、马丁、达尔、贝尔（Berle ，A.）、荣（Wrong，D.）、加尔布雷斯（Galbraith ，J.）等著名学者，尽管在论述权力时或许偶尔提及文学， 但总的说来，专从权力的角度来论述文学的较有影响的著作尚不多见。 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福科虽然多次强调权力与话语或知识的共生关系，但一旦涉及到文学问题，他就有些犹豫不决了，尽管文学显然是一种重要的话语形式。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说：“对我来说，文学是我观察的东西，不是我分析的对象或是借助用来分析的工具。文学只是一种休息，行路时的随想，一枚徽章，一面旗帜。” 他一面强调人们注意文学的“不及物性”，一面又建议我们研究文学与大学、作家与教授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一个地方他说：“为了弄清楚什么是文学，我不会去研究它的内在结构。我更愿去了解某种被遗忘、被忽视的非文学的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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