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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论价值转换及概念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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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一八九五年《泰西各國采風記》中有這樣一段議論：
外國之并力以圖中國，固由于彼教之尚同，而我國之獨異﹔亦有一名一實有以招之。實者，中國之地產富饒，棄而未用，西人所亟垂涎。名者，華夷之界限，中國擁其尊名，而事或廢弛，民多流徙，宜為外夷所不服。春秋最嚴夷夏，而自來注解皆失其旨。此解一差，漢以后夷禍相尋，至于今日。經言夷夏之辨，以禮義為限，不以地界而分。傳言降于夷則夷之，進乎中國則中國之。倘如舊說分以地域，則降于夷者必徙而之夷，既無是事﹔進乎中國者，必進而據地，進而據地，滅人之國，方討之不暇，反視同中國，又無是理。……法國議和條約一款云﹕以后凡中國自行一切公牘，自不得以夷相稱，約雖施行，而其義終疑忌。此即各國與中國隔閡之情。可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爭名之習，人情大同。但彼知夷為踐稱，而不知所以賤，中國知夏為大稱，而不知所以大。徒擁虛名，以招攻射，其几甚微﹔始于經訓不明，而貽害至于中外交亂。今于修訂公法書中講明此理，俾知聖人之書，一無偏倚，夷夏之名，非可力爭。聽命于道，自察于己。既釋猜嫌，漸慕名教，則中國實為名教宗國，未有不推服欽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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