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
| |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是近一、二十年国际知识界讨论得很热的生物学社会实践论文一个话题，但在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是近几年出现的生物学社会实践论文新主题。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般认为，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最早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他看来，以前的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们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然而，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身的一代，却成为了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被科学专家、大学教授所替代，后者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 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只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学院化、专业化时代的出现直接有关。当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再是自由身份的作家、艺术家，而是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时，他们的公共性就发生了问题。
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公共究竟何指？我以为，其中有三个涵义：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公共性所拥有的上述三个内涵，也是与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密切相关。然而，本来属于知识分子本质特征的公共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却发生了疑问。知识分子身份上的专业化分工和知识上的后现代思潮，使得过去我们所习以为常的知识分子公共性质发生了问题。在一个专业化和后现代社会中，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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