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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构与国族想象——《我的1919》的文化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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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化和文明以前所未有的诱惑深刻地干预着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同时，西方国家的中心主义情结和霸权优越感又刻骨铭心地刺激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破坏社群的认同想象。90年代以来，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受挫、美国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刁难、加入WTO面临的层层阻碍、日本对钓鱼岛的挑衅、一些国家对南沙群岛的虎视眈眈，特别是1999年美国对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轰炸、台湾李登辉一中一台政治意图的公开化，这一系列事件都激发了相当数量的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于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作为一种流行话语便代表了朝野上下具有相当公众性的社会心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伴随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关键点，也正当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千年之际，中国电影继《较量》等以后，陆续出现了《国歌》、《共和国之旗》等叙述国歌、国旗等国家标志符号诞生的影片，出现了《横空出世》、《东方巨响》、《冲天飞豹》等以原子弹、导弹、火箭、战斗机等国防武器的研制、试验为题材的影片，出现了《黄河绝恋》等叙述抗击外来侵略的故事的影片，也出现了我们所分析的这部以描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西方列强欺辱中国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影片……，这些影片几乎都以民族/国家为故事主题，以承载这一民族精神道义\勇气\智慧的英雄或英雄群像为叙事主体，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二元对立为叙事格局,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的直接或间接的国家威胁作为叙事中的危机驱动元素，以红色意象/中国革命与黄色意象/中华文化的重叠作为国家主义置换民族主义的视觉策略，用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模式，在调用民众民族主义情绪来强化对西方国家强权势力的拒斥的同时也通过塑造共同的民族意识和社群信念来凝聚人们对既定国家秩序和结构的信任和维护，国家主义精神借助于民族主义感情获得了语境支撑。如果说，90年代以后，政治伦理化一直是中国主旋律电影的主导叙事策略的话，那么1999年，国（家、民）族主义则是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社会文化心理共享的一面旗帜，国家/民族主义的重叠成为了1999国庆献礼片不约而同的选择。而《我的1919》便正是表达了这种国族想象的一个重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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