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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魂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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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孟繁华的文章，常常产生共鸣，比如在人文精神讨论结束之后他对人文精神的持续寻思，比如他对“文化崩溃时代的逃亡与皈依”现象的思考，都曾使我感动不已。然而，这次读到他的《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1]，感觉却完全不同。 该文提出了“无产者写作”的概念，呼唤继承无产阶级文学遗产，并且把摩罗、谢友顺等人的写作划入“无产者写作”版图，作为继承无产阶级文学遗产的代表，令人读后不能不产生一系列的疑问和忧虑。
一
首先是概念问题。作为一种理论建设，首先需要概念明确，“无产者写作”却不能不在概念上陷入尴尬的处境。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无产者”是一个并不陌生的概念，然而，面对当下具体的现实，要科学地界定这一概念，却如要确认“无产者”身份一样困难。我们能够在当下现实中找到工人，找到工人阶级，而且能够找到下岗工人，找到失业者和各种渴望被雇佣而不得的劳动者，然而，却很难确认谁是“无产者”，很难科学地界定“无产者”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解释，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无产者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几十年来国内流行辞书的解释与此是一致的：“无产阶级”的解释是“工人阶级”，“也泛指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无产者”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工人。”[2]因此，在1949年之前， 无产者在我国的人数虽然极少，但还不难确认。但是，随着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公有制的建立，确认无产者已经非常困难。因为地主、资本家和一切有产者的财产被没收之后并未消失，而是收归“公有”。“公有”的财产并非无所归属，而是归于全民。公有制建立的结果不是使全民都成为无产者，而是使全民都成为有产者。无产者与他的阶级是国家领导者，当然不能不与全民一起成为这些财产的拥有者。也就是说，旧时代的无产者在公有制国家建立之后已经获得了国家财富的所有权，因而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且，只要公有制形式仍然存在，真正的无产者就很难在享有公民权的人中找到。因此，我们也就难以找到真正的无产者并由此建构“无产者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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