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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记者卢跃刚文章:治水·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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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大江大河,西高东低,顺势而下。夏秋之际,降雨集中,是为汛期,雨多则为洪涝,雨少则为干旱...... 关键词:治水 治国 中国大江大河,西高东低,顺势而下。夏秋之际,降雨集中,是为汛期,雨多则为洪涝,雨少则为干旱;其次,降雨,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渐次减少;再其次,四季分明,降雨集中,来得快,亦去得快,常常不得其利,反为其害。中国地理、天象独特而复杂,仅概要一二,凡此种种,形成洪涝与干旱,乃中华民族数千年栖居之两大祸患。 1991年夏我赴华东淮河流域采访水灾,使我直观地感受了水灾的恐惧和治水的紧要、迫切。1992年研究三峡工程和长江、黄河治理问题,通过实感和阅读,我发现,治水问题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技术问题,而是直接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问题,关乎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社会为了调整与自然的关系所衍生的文化、制度,关乎中国传统文化制度性特征以及与现代化关系的基本认识。总之,“治水”涉及的问题非常庞杂。1998年大洪水,我前期在报社参与组织报道,后期赴湖北湖南采访,进一步印证和廓清了我的一些想法,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迷惑,并产生了更深入研究的兴趣。 人类文明,傍水而生。在我看来,文明主要包括两种形态,一是制度,一是在特定制度背景下和特定地理环境下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马克思把东方文明概括为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只说了一半,因为,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镌刻着非常明显的“商业文明”特征。无论是从古代文明还是从现代文明的角度看,中国社会都是一个具有商业传统的社会。特别是北宋以来之中国社会,城市规模庞大,商业活动区域广阔,交易工具发达。如果把古代历史切成一个个断面横向进行东西方比较,我们会发现与近、现代完全不同的文明景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把中国社会概括为“商业共产主义”是有道理的。至于为什么中国落伍了,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转化,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时,采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观察东方人的治水活动,形成了所谓的“治水社会”,形成了一整套“治水政治”和“治水文化”,这就把“农耕文明”彻底东方化了。可以说,他抓住了要害。他的《东方专制主义--对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一时间被中国知识界看作认识“东方专制主义”的经典。然而,他除了马克思带来的理论遗憾外,还有一些明显的遗憾。最明显的遗憾是,他把古代专制主义与近、现代专制主义的性质混淆了,虽然它们有一脉相传的联系。近、现代专制主义的制度资源大多是工业化特征的,大多与传统制度资源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甚至斩断了与传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东方近、现代专制主义是西方工业化文明直接冲击和嫁接的结果。沿着这条思路分析,可能会得到一些与以往认识很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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