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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一格求真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转换”笔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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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史研究中提出范式问题，是因为从建国以来在史学研究中有太多的框框。例如，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用进步与反动、唯物与唯心的两分法界定历史人物；只言历史规律、必然性，讳言突发事件、偶然性对历史的作用；只重视精英思想的研究，忽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影响等等。其中尤以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为最，它几乎贯穿历史研究的一切领域，从课题的选择，经费的投入，资料的收集，以及研究方法的运用，无不以宣扬、演示阶级斗争为至上的纲领，从而把许多重要领域，如生态环境、资源配置、民族心理等等，摒弃在视野以外，留下许多薄弱环节无人问津。
这种现象早就引起人们的不满。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周扬就曾呼吁说，阶级斗争是红线，不是红布。但在当时，阶级斗争岂止是红布，上下五千年全是红彤彤，农民战争和儒法斗争就是一切。课题愈来愈窄，老调重弹，千篇一律，令人望而生厌。改革开放刷新了现实，也刷新了史学界的风貌。观念的改变，文物资料的重新发掘，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复兴，西方史学的传播，使得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史学领域焕然一新。重写古代史、重写思想史、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不绝于耳，有些领域的成绩已很可观。相比而言，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变化显得有些迟缓。直到七八年前，要想在一本书中阐明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话，还很有可能遭到非议。到20世纪90年代末，胡绳先生认同以现代化作为考察近代史的主线之一，研究者奔走相告，这问题才算是开了禁。然而，某些问题仍然陈陈相因，不敢超越雷池。比如，去年我们研究室编辑了一本题为《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的论文集，其中有一篇因为批评了义和团的落后愚昧，终审时不得不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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