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所面临的困难及我们的设想
| | 法律毕业论文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经提出：“形式主义”原则是一切近代法律的法律毕业论文重要特征，而法律的法律毕业论文“形式主义”主要是指法律活动的程序性。但从人们的一般认识来看：法律活动的程序性通常是指立法和司法活动的程序性，而对行政活动的程序性起初是被排斥在外的。因为行政活动或行政行为充满复杂性和变异性，不同行政机关会根据不同情况和不同管理对象作出自己的决定，享有大幅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讲究行政程序及其规范化往往被认为是给行政机关工作束缚手足，会影响和降低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为此，各国行政程序法制化都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各国法学家都把行政程序法典化视为难题。在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行政程序法的发展日益关注，行政程序法典化问题也已成为中国实现行政法治的一个主要课题。
行政程序法典化已成为中国行政法学者憧憬的目标，它将是中国行政法稳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但同时要看到：这是一项最艰巨的行政立法系统工程，是当前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中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在行政法历史上，不少国家法学家曾经努力制定一部适合本国需要的融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于一体的统一的行政法典，但几无成功。于是立法家与学者们又开始向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方向努力，这一方面已有少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成功。例如奥地利国会议员早在1875年就提出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要求，到1926年才使该国《一般行政手续法》公布生效，经过几十年时间。德国近代行政法开山鼻祖奥托·麦耶1895年出版《德国行政法总论》巨著，提出行政程序问题，德国法学家阿普莱特于1929年就提出制定全国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建议，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直到战后才正式致力于这项工作，六十年代初正式负责起草工作，到1976年终于完成该法的立法程序，足足经过四代行政法学者的努力。美国1929年就由参议员诺里斯·比尔首次提出行政程序立法草案，1937年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命令，成立了行政程序委员会，直到1947年杜鲁门总统时才正式签署公布《联邦行政程序法》，其间经历了十七年时间。日本法学家园部敏教授早于1937年就发表了在日本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必要性，战后日本“临时行政机构改革委员会”提出了制定“行政营运法”的建议，但国内争议很大，1963年日本临时行政调查委员会开始起草第一部“行政手续法草案”，直到1994年这部法才正式实施，从草案到通过实施花费了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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