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扩张之中的行政法适用空间及其界限问题——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引发的初步思考
| | 法学专科毕业论文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一案，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两次审理和裁判，已有最终定论。北京科技大学被法院判令履行三项职责：1.向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2.对田永的法学专科毕业论文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3.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田永毕业派遣的法学专科毕业论文有关手续。就全国范围而言，这个案件并非第一起以学校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1]然而，在所有将学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案件中，它无疑系首例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上登载的重要案例。尽管我国司法制度尚未正式确立遵循先例之原则，但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所拥有的相当权威性和对全国审判实践的指导作用，鉴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存在的审级监督关系，预计该案将实际形成类似于先例的普遍影响力和约束力。所以，该案诉讼过程及法院判决，已经引起学术界与实践部门的广泛关注。本文拟以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和《公报》作为分析的主要文本，[2]就这一案例在行政法适用空间方面所具有的预示意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公法与私法的界限、行政法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问题，略述一己之见。目的在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初步路径，而不是在终极意义上给出答案。
一、并非两造当事人争执焦点的焦点问题
从前揭三个文本所反映的诉讼过程观之，原告田永和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之间主要的争议点在于：北京科技大学未向田永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以及未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是否合法？进而，在解决这个争议点所需考虑的若干因素中，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的退学处理决定是否合法并生效，田永是否因此已经被取消学籍，成为法院裁判纠纷时必须应对的核心问题。这可以从北京科技大学在一审的答辩逻辑中察知：田永因考试作弊而被学校按退学处理；虽然由于一定原因退学手续未及时办理，造成田永在校继续学习的事实，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田永的学籍已经恢复；没有学籍就不具备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毕业条件，学校不给田永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不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是正确的。而法官也在其推理中承认了这个实体的核心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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