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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个性化研究之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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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载有一篇案例研究论文，题为：《违法行为能否推定——对一起公安行政赔偿案件的分析》。此文所涉行政案件已由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然而，从作为法院裁判基础的推理中可以发现，对该案审理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重要法律问题，即行政诉讼举证责任问题，并未得到充分阐发。虑及近年来，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题域里，争论颇多，[1] 故本文尝试以该案例为分析对象，探索一条对这一题域的个性化研究路径。
案例引出问题：谁负举证责任
案情简介 因民事债务纠纷，村民汤某被一派出所传唤。在汤某到派出所接受询问之时，陪同其前往的幺叔等候于外。约十分钟后，派出所警员出来问幺叔：“你侄儿是否有病？”幺叔随即入内，见汤某“右手抓住椅子的边，左手发抖，脸色转青，眼睛发愣，呼吸困难，说不出话来。”之后，汤某在送往医院抢救途中死亡。在善后处理中，派出所所属某县公安局以汤某曾患肾病为由，认定汤某系肾病发作死亡，公安机关对此不负任何责任。汤家属一再要求进行尸检，可县公安局不但未予以尸检和法医鉴定，而且责成汤家属将尸体送殡仪馆火化。火化之后，汤家属向重庆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复议后认为：县公安局在未进行尸检、法医鉴定的情况下，认定汤系肾病死亡依据不足；但派出所对汤依法传唤是合法的，调查中也未发现派出所警员有违法行为，也无证据证实汤是派出所警员殴打致死。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维持县公安局对汤的死亡不负赔偿责任的决定。汤家属不服，以汤死前症状符合电警棍电击后的特征、公安机关无证据证实汤的死亡不是派出所警员行为所致为由，向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公安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查清汤死亡的真相并给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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