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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心与自由魂——席勒年谈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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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诗人席勒（johan christoph 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逝世两百年后，卒年被定为席勒年。从某种意义上言，席勒是康德美学的信徒，并一度受到歌德的提携，后成为与他们齐名的思想家，一生过得却不如康德安宁，不如歌德潇洒：当他们或满足于哥尼斯堡那没有激情、钟表一样刻板的生活，或“栖息”于大自然，尽享人生的和谐时，席勒却在理想主义的漩涡中奋力挣扎。大概因为同时受过法学和医学教育，“移情”于“除暴安良”的法官和“治病救人”的医生两类偶像之间的席勒，内心中也时常有两种价值取向的竞合：解决社会问题和消除生理疾患。前者是实践理性的，后者是理论理性的；前者旨在“剔除”，后者为了“修复”。吊诡的是：康德的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与歌德的神秘主义的非理性情怀不仅在作为法官和医生的席勒身上并存，而且生活在“狂飙突进”时代的席勒还身兼革命派和浪漫派的另两种角色。前者无疑充满法国大革命——高唱凯歌埋葬旧世界的理想主义激情，是进步的，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新社会、新国家；后者相形之下，或多或少停留在唯物（质主义）的肤浅诉求层面，又与流血革命格格不入，认定“变政自上，可幸”，将希望寄托于未来、寄托于社会的自我更新。作为现实中双重“一仆二主”的扮演者——席勒的思考不得不游离于新旧道统与法统、科学与信仰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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