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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康德“永久和平”理念的批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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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先生翻译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著《永久和平论》只是一本小册子，但笔者对“小册子”素来尊重，其实，人类历史的注脚多是这样的小册子，小册子精练而容易传播，挽起人类思想和行动的万丈狂澜，有赖于此。
据何兆武先生的译注，《永久和平论》的写作以1795年5月5日法国和普鲁士缔结的《巴塞尔和平条约》为背景。[i]1795年约当清高宗乾隆六十年，清高宗皇帝登基一个甲子，自诩亘古一人，清帝国也正处于年华鼎盛的时期。210年之后，东西互堪，古今对照，更觉饶有趣味。
既然以普鲁士和法国的残酷战争和缔约休战为背景，《永久和平论》不可避免的有着浓厚的以条约维系和平的倾向，这是也康德时代、康德环境中康德最直接的倾向。人类中如康德似的英雄，[ii]仍不能在和时势的博弈中胜出一筹，使人对康德主张的“永久和平”前景不禁丛生疑窦。实际上，爱新觉罗·弘历治下的官方理学和民间朴学学者们自然不会想到建立在条约基础上的“永久和平”/大同世界，正如康德不会想到一个通过“亲亲尊尊”而实现“民胞物与”的社会一样。既然言说语境对言说者重重绑缚禁锢，言说又如何成为超越历史而和自然同体的存在呢？当然，康德又毕竟远远超越了他所在时代的群侪，这也正是他能够成为历史注脚，作为英雄被后来者瞻望注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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