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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与“意识形态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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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阿隆（raymond aron，一九○五——一九八三年）这个人，是我早就有过的愿望。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英国思想家伯林（iasiah berlin）去世后，有朋友来电话告诉我，一些街头小报上都登了他的噩耗，口气里透出愉快。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死了，而是从这死亡之被人留意中，看到了一种思想立场的影响。我因此想到一九八三年阿隆的谢世。那时阿隆在巴黎高师的同窗萨特的大名刚传人中国不久，他那种立地成佛式的存在主义，以及怪味豆一样的左倾立场，在青年人和知识界中颇有影响。不过若问到阿隆，十个人中间恐怕会有十个人说：“阿隆是谁？”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国人影响世界的方式并不是以阿隆之辈为代表的。
法兰西文化很易于培养出一些专事理想主义批判的种群，因此招来了英美世界的不少人，最近还得加上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不断指责法国文人的轻狂，而把他们中间那些主要以镇定文化为己任的人忘掉。据说自步入近世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大多是些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这方面最新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青年时代在巴黎靠读《人道报》培训出来的波尔布特）。不过面对着这样多的不信任，法国人至少有一点是非常值得庆幸，甚至可以视为一种奇迹的。法国人太喜欢嘴皮子上热闹（用阿隆的话说，是“巴黎人需要冲突”），因此他们热爱自由的精神似乎弥补了制度上的不足。也许这种原因深植于法兰西式自由主义文化的深层，它看上去不那么制度化，过于本土化，所以经外人一学，很可能落个南橘北枳的尴尬。而在法国，虽然各派激进思想经常大行其道，却从来没有让它的制度伤筋动骨。即使我们把短暂的热月和波拿巴时代都算在内，它也的确从未陷入哈耶克所说的那种“笛卡尔式理性主义的极权主义陷阱”，而是一直保持着基本的自由制度。就拿二十世纪来说，法国有许多激进的思想立场可供人选择，他首先可以信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柏格森主义，战后受希特勒德国的影响，沾染上一些种族主义倾向，不久后又受民族精神的激励成为一名抵抗战士，战后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左翼“进步阵营”，再过一阵子，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或匈牙利事件使他幡然醒悟，终于归顺了哈耶克的朝圣山协会——尽管这看起来十足的荒唐，但足以见出法国社会容纳各种异见的张力，它使一个人有机会做这种颠三倒四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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