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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怎样被信仰——谈法律与宗教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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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1] ，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的这句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句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
这句箴言对我们的法学家是一种启迪，引发了许多感悟。人们据此论证，若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溶入到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人们发现，中国的落后，就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对法律的信仰，我们过于注重道德和政治（权力）的作用，过于强调情理法的结合，法律在我们的社会调整中并没有起到至上的作用。为了使我们的社会走向现代化，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让法律成为圣经，成为社会中唯一具有权威性的规范和机制。对民众，需要的是为权利而斗争；而法律职业共同体应该以道德无涉、价值无涉为口号。
法治成为我们时代最美好的理想，然而曾几何时，法律成了道德和情理的对立物，拔地而起的法律因为缺乏“力度”，孤独地与不信仰法的社会奋战着，显得那样无奈。“以德治国”的口号，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意识形态上的偏激，但也同时带来了它的副作用——我们社会特有的逆反心理被调动起来了，法学界对道德等社会规范的排斥更带上了一些社会批判的味道 [2] .在关于《婚姻法》的修改和此后的有关案例讨论中，很多法学界人士（乃至社会）明显地表示出一种非道德化的倾向 [3] ，对于法院某些依据公共道德规范作出的判决，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认为这是以道德取代法律，以社会效果取代法律自身的判断，并愤愤不平地要为那些“二奶”、 “第三者”的名誉权讨个说法 [4] .随着民法典编纂的日臻完成，分析注释法学必然将走向新的兴盛，这是否预示着新的一轮非道德化的法律思潮即将到来？法律的信仰是否必然以非道德化为前提或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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