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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建设的正规化和非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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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1980年代初，在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著名美国华裔学者，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主任李浩（victor h. li）教授写了一片有关中国法制发展预测的文章
《走向法制化的运动》，根据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制建设的发展：制定了新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各种组织法，出现了立法高潮。停滞了多年的各种形式的法学教育得到恢复，法学研究和普法教育迅速发展，提出我国正在兴起一场走向法制化的运动。同时它又十分尖锐地指出，这一运动主要还停留在书本上，“书本上的法”多于“实际中的法”。如何把制定的法律付诸实施，是一个远比立法困难的多的任务。为此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 人员基础。由于60年代和70年代法学教育的空白，不可能提供从事法律工作所必需的专业人才，也为今后的法学研究和教材建设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美国现在有50万法律工作者，中国虽然不需要美国那么多，但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据中国学者估计，中国至少需要100万受过大学法律教育的法律工作者。这是一个短期内不可能达到的令人生威的数字。
第二， 群众基础。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着厌恶法律的心理，根据儒家的传统，法治证明统治者的无能，证明统治者用道德、教化治理国家的失败。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发展观上有巨大的区别，西方人认为，稳定性是事物的正常状态，西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并使变化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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