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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恶：边界何在？如何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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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弗里德曼的看法，经济学是为数不多的坦承可以自我应用的学科。学者的理论和主张可能首先是作为论战中争取话语霸权的工具，其次才是对现实的合理解释和治病良方。某些经济学家竞相说服对手、吸引听众和追随者的方式，也一如现实社会中菜摊上的讨价还价。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学术界已经进入了值得期待的多事之秋。最近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争论即是明证之一。
所有的改革面临的问题，不是目标难以明确，而是途径难以抉择。现代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告诉我们的是，某个制度及其均衡结果是好的，但通常不会告诉我们如何从我们所处在其中的那个不好的制度均衡跃迁到另外的均衡的途径。因为一项制度的建立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的结果，并且要有一束与它配套的互补的制度才能起作用。激进的社会革命把人们抛入极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使得只有很少部分从传统和进化中习得的知识可资借用，最终只会瓦解整个社会的和谐运行；而纯边际意义上的小打小闹又极易被原来的制度均衡所吸收而消弭于无形。这种局限性是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不能根本避免的。选择中间道路的才能是一种艺术而非可简单传授、复制的技术。进化博弈论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我们在实践中一次次碰壁得到的教训，注定了我们要在一个痛苦的试错、学习、调整、适应的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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