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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之思 “标准”之学──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意蕴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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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语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纵算此语言过其实，而儒学之于中国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实为任何思想学说所难及。对儒学的研究与反思也是历久弥新的问题。而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在西方自由主义权利话语的冲击下对儒学的态度基本上趋向两极：要么穿凿附会把源于西学的自由主义观念强加于儒学，孔子似乎成了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伟大先知；要么憎恨批判，认定儒学为现代民主政治和权利文化的绊脚石，要打倒孔家店。在当今学界，赞颂者既有如强调儒学“内在而超越、为现代民主科学奠定形上根据”的新儒家，也有如认定“孔子为万世立法‘’也能为当今的制度建设开出若干具体良方的所谓当代”公羊学家“；批判者亦然视儒学为专制主义的渊源。当然，对儒学的认识中更为常见的似乎是认为儒学与政治无涉，连西哲黑格尔也认定儒学只是”道德训条＂，国内人们更乐于称道的是儒学的“人生哲学”、“人生智慧”……这诸多聚讼纷纭见仁见智的论说，究竟是“千江有水千江月”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倘若孔子重生，他是欣喜于“百家争鸣”的气象？还是继续喟叹一句“知我者，其天乎？”……
在这种情景下，读到>一书，是一种兴奋也是一种警醒。该书作者认为，先秦儒学的本质是一种政治的道德哲学。该书力图重构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意义逻辑，凸显其基本问题意识，呈现出人们所常称的儒家“道德哲学”的政治哲学意蕴。儒学的创发是源于对政治之道的高度自觉，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究是为其政治哲学而奠基。政治秩序的重建才是其基本的思想主题。这一主题通过对“圣人”“君子”“成人”等问题的具体讨论而展开，“正名”则是君子之“为政”的根本。围绕这一问题、作者详细讨论了儒家礼制秩序建构的人性依据（关涉人性培育方向的具体规范意义的性善论）、价值基础（表达政治终极价值、关涉立法创制之权归属的“道”）、秩序创立的主体（关联于“道”、建构秩序的理想范式和标准的“圣人”与关联于“德”、担负实际政治使命的“君子”）、理想范本（周代的礼乐文化秩序）、实践方案（针对政治中人的＂克已复礼＂）等问题。儒学关注的是政治的精神性方向，是理想政治秩序的标准，关注的是何种秩序更有利于人之精神品质的守护与提升。就此而言，先秦儒学是一种政治与人性的“方向”之思、“标准”之学。现代政治哲学大师施特劳斯曾说过，政治领域中人们的态度涉及到正义与不正义等的判断标准，政治哲学的努力就是要探讨这些标准，以期获得关于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1]先秦儒学自然也是这样的政治哲学。在将儒学简单等同于“道德训条”的论说汹涌弥漫时，澄清先秦儒学作为政治哲学的本来面目，颇如“拨开云雾见青天”之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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