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研究现状考察之二
| | 法律毕业论文
一、法学引证和法学引证研究
文献引证是衡量学术著述之影响的法律毕业论文一个重要维度，特别用来研究一些本来非常难于定量研究的法律毕业论文现象，例如声誉、影响、威望、名望、学术产出的质量、杂志的质量以及学者和大学院系的产出；在一些学科，引证数已一直都是获得较高学术荣誉（比如自然科学中的诺贝尔奖）的一项有效预测。[1]在国外法学界，至少在美国，这类研究已经相当普遍。[2]国内近年来，即使在法学界也有人一直在坚持这样的研究。[3]但是，就总体而言，在法学界这种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很少。
很少的原因很多，但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看不出这类研究的效用。如果说通常的法学研究对法学的知识体系直接作出了贡献，那么对法学研究的这种研究，似乎就如同为柏拉图反对的“艺术”一样，并不产生“知识”。但是这种理解是应当改变了。因为在今天，法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产业”，生产着各类知识产品。因此，研究法学知识生产的一些要素，从宏观上理解法学知识生产的一些特点和基本状况，或者说反思学术，已经成为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构成；这种研究不仅具有理解世界的意义，而且可能作为一个决策参考因素，影响和调整法学研究资源的配置和管理。本文的研究就试图显示这种研究的效用。
另一个原因，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这样的学术传统，缺乏相关的可供分析的数据资料。特别应当指出的，引证在中国大陆法学界作为一种制度也就是近十年左右才真正发展起来，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尽管还不完备的学术规范。只要看看90年代初期之前的法学著作，特别是法理学著作，但也不限于法理学著作，常常只是引证马列经典作家、中共中央或中国政府的文件为主，即使引证“纯学术著作”也往往限于一些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赞扬的中外思想家；同时引证习惯也受传统人文学科的引证习惯（以引证经典为主）的影响。引文基本是作为权威的结论，作为真理的化身出现的；引证者诉诸的是被引者的地位，而不是其思想。正如我先前说过的，其关注的是作者的话语，而不是作者的话语。这种引证风格是一种“信而好古”的知识传统和体系的产物，属于一种威权主义的知识传统。在今天看来，当年法学研究中的引证模式极不规范，非“学术”，往往牵强附会，更常常各取所需，在学术论争中，常常注重所谓的微言大义、强调正确理解，强调思想的精髓。80年代后期关于马克思的法律本质之引文的理解和翻译就是这种引证的一个极端的例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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