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法律史的视界：方法、旨趣与范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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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96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derk bodde和clarence morris合著的法学法律 小论文下载law in imperial china一书。[93]在讨论中国传统法律的法学法律 小论文下载英语文献（更不用说西文文献）中，这本书虽然既非开山之作，也不是集大成者，但它在好几个方面都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该书虽然迟至1967年方才问世，其撰写过程却可以追溯到1959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办的东方法律制度研讨班，和随后在该校法学院由两位汉学家和一位法学家共同开设的中国法律思想课程。[94]这个时机恰好反映了美国学界对中国问题发生兴趣而产生学术兴趣转移的过程。[95]其次，作者由清代《刑案汇览》的数千真实案例中选译了190个案例，并结合这些案例对中国法律传统作历史的、社会的和法律的分析，这种做法并非汉学的传统，但也不是来自于社会学，而主要基于美国法学院流行的案例教学法，表现出某种美国特点。最后，该书由汉学家和法学家共同撰写这一点也富有深意，它表明了两种重要传统的融合，而这两种传统当中的一种，即汉学，曾经是西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主要渊源。
关于汉学传统中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西方汉学以对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以及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研究为本，法律、尤其是法律制度在这一传统中基本上不受重视。另一方面，法律研究既然附丽于汉学，其方法与旨趣也就不出汉学范围之外。因此，与汉学传统相连的法律研究，主要以古代文献为对象或者围绕古代文献展开。第二，汉学传统源于欧洲。巴黎、伦敦、柏林、莱顿等地曾经是汉学的中心，领导着东方学、中国学的潮流。美国的加入不但较晚，而且带入了新的传统。这种新传统更重实际，并且带有社会科学色彩。[96]这似乎预示了后来汉学的分化和中国问题研究的兴起，预示了美国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西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发展同这一转变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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